近年来历史学研究中，“文本（text）”是一个极为醒目的名词，出现频率之高，绝对可以跻身热门词汇之列。“文本”一词最初是由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者提出和使用的，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推波助澜，逐渐被引入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广大学科。目前在历史学领域，“文本”可以说大行其道，“文本”及与之相关的“书写”、“建构”等，几乎成为时下历史学研究最常见的词汇之一。
文本的流行，自然也就意味文本研究备受关注。翻检近年历史学书刊杂志可知，每年都有大量围绕文本各个环节展开的研究陆续刊出，不少学术会议、工作坊也以文本研究为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蓬勃开展的具体研究中，一些学者还尝试提炼一些概念，用以界定、命名各自的研究理路。这些概念或称“史料论研究”，或称“历史书写研究”，或称“文本考古学”，或称“新史源学”，本章所谓“史料批判研究”亦是其中之一。文本研究诸概念的核心旨趣是什么？不同概念之间有何异同？笔者特地标举的史料批判研究又有什么新意？作为一种研究理路的史料批判研究是如何兴起的？具体应如何展开？其贡献与不足分别体现在哪里？在本章中，笔者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文本研究的几个概念
所谓史料论研究，又称“史料论式的研究”，是对日语“史料論的研究”的翻译。根据安部聪一郎梳理，史料论研究的渊源可以上溯至19世纪以来传统的史料批判方法，1990年代后半期以后由科学、哲学及社会学等学者带动的对“历史讲述者”的重视，进一步提示对讲述历史的史料进行反思，历史学者在进入21世纪以降的回应则最终促成史料论研究蓬勃发展。关于史料论研究的确切含义，在2011年发表的文章中，安部聪一郎指出史料论研究系“以特定的史书、文献，特别是正史的整体为对象，探求其构造、性格、执笔意图，并以此为起点试图进行史料的再解释和历史图像的再构筑。”随后在2016年，安部聪一郎再次赋予史料论研究以更为清晰的定义，即“理解史料内容的同时，重视史料的成书过程，主要从史料选择、文章构成和叙述形式等方面考察史料著者、编纂者的意图及其对历史的理解，同时将史料所要传达的内容与其成书的时代状况相结合。该研究主要通过对多种史料进行讨论，再将研究结果进行比较，进而窥探史料著者、编纂者的意图，历史理解的方向性及偏好，从而构建出新的‘历史像’。”在后一定义中，安部明确将史料成书过程视为史料论研究的焦点，尤其重视史料撰者、编纂者的意图和对历史的理解，这也就意味着，史料撰者、编纂者的意图和认识，乃是史料论式研究的重中之重。
与史料论研究相比，历史书写研究是中文世界的固有词汇，不过明确将之视为一种有着特定取径、对象乃至独特属性的研究范式和领域，则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徐冲为代表。徐氏将历史书写划分为狭义、广义两个层面，认为“狭义的‘历史书写’，是指成形的、可见的史学作品；这一意义上与传统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存在很大重合。而广义的‘历史书写’，可以理解为一种即时性的人类行为，即人们在行动之际无时无刻不在脑中对与自己相关的过去进行理解和形塑，以此获得现实行动的正当性与安全感。……而‘对古人的历史书写’进行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定义为，由狭义的历史书写作品（可见的、成形的、静态的），剥离、分析和复原出广义的历史书写行为（不可见的、复数的、动态的）。”据此可见，在徐氏看来，历史（已发生之事）是人们正当化自己行动的重要途径，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即为历史书写，其形式包括脑中所想、口耳所传和笔端所写，史学作品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历史书写研究即是由形诸文字的笔端所写进入人们脑中所想、口耳所传，亦即透过史学作品观察文字背后的政治、社会行为。正是在此意义上，徐冲强调历史书写不是一种特定方法，而是与政治史、制度史、宗教史、女性史等并列的研究领域。而上述界定也显示出，徐氏尤其重视历史书写背后的行动者意识，倾向于认为文本是人们基于正当化自己行动而有意制作的产物，其对撰述意图的强调，甚至还在史料论研究之上。
文本考古学为美国学者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对于历史文本，蔡氏有一个基本认识，即“首先，大多数被我们当成历史‘事实’接受的内容，实际上是事后产生的对先前事件的印象和投影。对历史学家来说，真正能够证实的‘事实’即便不是完全不存在，也是相当稀罕的物件。其次，由于这些事后的形象经由语言创造并代代相传，他们是文学叙事产品，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由此蔡氏断言，“材料并非一次完成的静态的产物，而应看作伴随着政治与思想变化，文本随时代变化不断经历变更与操作的动态过程的结果”，亦即在他看来，后人据以理解史事的材料，实际都有一个层累、复杂的动态生成过程。而在此链条中的诸材料，彼此存在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或称文本交叉性），相互关联，故文本生成可以被还原为具有多个叙述分层、并按照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文本集合形态。基于此，文本研究便可以参照考古地层学，垂直地理解材料，并将文本生成过程反转，通过比较各叙述分层的异同，探讨文本因袭、叠加、涂抹、改造的历时性演变过程。这一研究取径，作者称之为“文本考古学”。由此可见，所谓文本考古学，实际就是瞩目文本流衍过程中的诸多变化，探求包裹在文本周边、促使这些变化产生的政治、社会背景，这之中，尤以思想文化背景最为蔡氏瞩目。
新史源学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苗润博近年来揭举的一个概念，这是相对于传统史源学而言的一种研究取径。自上世纪30年代陈垣正式提出“史源学”概念以来，传统史源学逐渐被明确为是一门追寻史料来源，进而稽考史实、辨明正误的学问，是史料学的重要分支，其核心乃在通过追寻史料来源，厘定各史料间的关系，进而判明史料的真伪优劣，为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在苗润博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存在诸如忽视文本传抄的复杂性、溯源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对文本整体逻辑脉络缺乏省思等问题。因此他提出要将史源学处理典籍的方式由史料取向转为文本取向，以史书为研究本体而不止作为利用对象，关注整体的文献源流而非零星的史料溯源，进而在明确文本源流的基础上，对其生成衍化过程加以剖析、对比，窥探以往被遮蔽、被隐藏的复杂图景。要之，苗氏所界定的新史源学，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是传统史源学与现代文本批判相结合的产物，从史源稽考进入，但不停留于明确史源，而是以明确史源为基础，展现文本本身发生、赓衍、定型的生命历程，进而揭示深藏于文字背后的历史图景。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结合，使得史源学能够突破只是附属于历史学的工具性学问的定位，其本身即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最后关于史料批判研究，这是笔者近十多年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中、日文中，传统的史料批判一词常被用来形容自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辨析古文献真伪开始，经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1795-1886）、德罗伊森（J. G. Droysen，1808-1884）、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及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C. V. Langlois，1863-1929）、瑟诺博司（Ch. Seignobos，1854-1942）阐释和实践、发扬光大的史料处理方式（Quellenkritik/Die Kritik，或译作“史料考证”）。此一史料处理方式的核心就是要求对史料考订辨析，去伪存真，确保作为历史研究基础之史料的真实性。由此可见，传统意义上的史料批判仅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希望通过保证史料真实可靠达成历史研究的真实可靠，是科学史学或曰实证史学的产物。而笔者所谓史料批判研究，则并非正式研究前的准备工作，而是自身即成为探求历史面貌的入口，具有明确的方法论意义。亦即史料批判研究虽然立足于史料分析，但却超越史料分析，将对史料的辨析考订推向对包裹在史料周边历史诸问题的探究，如果借用陆扬在评介《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时所说，即是从史料分析转向史学分析。
进言之，所谓史料的史学分析，即是把史料的形成看成是具有前因后果、且与周边史事密切关联的历史事件，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全面彻底地探寻史料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这些历史信息既显见于文字记载，又隐藏于文字背后。而在传统史料学的视角下，研究者关注的几乎仅为文字内容，文字记载之外，则大多不在视域之内。史料批判研究则不同，在此视角下，史料并非只是落于纸面的静态存在，而是动态的历史过程，有发生、流衍，也会变异、终结，既承受周边史事的影响和制约，也推动后者的改变和发展。因此，在史料批判研究看来，不仅史料记载的内容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不应被忽视，史料的形成过程也应作为探寻文字背后历史的“利器”而具有特别的意义。正是在后者意义上，史料批判研究或可比拟政治史领域“事件取径”的历史研究或制度史领域“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即不再把事件、制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而是将其作为透视隐藏于事件、制度背后的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的研究路径和视角，乃是一种“史料取径”的历史研究，探寻史料生住异灭背后的历史图景，才是史料批判研究的矢的所在。
要之，对于文本研究，虽然学者有着不同的命名，围绕这些命名，相应也有不同定义，研究亦各有侧重，不过整体而言，其间亦不乏共通之处，尤其以下列两点最为突出。其一，均以对史料文本的细致分析为起点，着眼于史料文本的生成、流动和意义。所谓“生成”，就是文本的编纂、创作，由于中国古代历史文本具有相当程度的沿袭性，因此文本的生成又有一次生成、二次生成乃至无数次生成，多数史料都是经过层累、复杂的生成过程后才呈现今天所看到的面貌。所谓“流动”，即是指文本生成后在传抄、流布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变异，影响变异的因素有很多：有物质性和技术性的，譬如口头流传较易发生变异，抄写次之，版刻印刷相对较少，又长距离较之短距离、字数较多的“大文本”较之字数较少的“小文本”大约更容易变异；也有主观性的，譬如接受者、传播者的认识以及社会文化背景，有时也会对文本流传施加影响。某种意义上，文本的流动，也可以说是文本的又一次生成。至于“意义”，即是指文本不仅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同时也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在此意义上的文本，可以被认为具有主体性、能动性的一面。其二，均以探讨史料生成、流动背后的历史图景为归依。史料批判研究已如前述，安部聪一郎对史料论研究的定义亦指出，重新解释史料并构筑新的历史图像，才是史料论研究的最终目标。徐冲也强调历史书写研究是透过史学作品观察文字背后的政治、社会行为，为此他还着意声明历史书写研究不是一种特定方法，而且是与传统史学史截然有别的独立研究领域。蔡涵墨虽仍留在史学史，称“活”的史学史，不过他所谓文本考古学亦非停留于文本自身，探求包裹在文本周边、促使文本产生变化的政治、社会背景，才是文本考古学的旨趣所在。而苗润博所设定的史源学的理想状态，是能够呈现全新的问题空间，故在他看来，史源下视野下的文本批判，落脚点不应该在于“破”，而应该在于“立”。由此可见，对文本生成、流动背后历史的关注，正是上述文本研究区别于传统史料学、史学史的显著特征，也是较之后者最大的推进和超越之处。
那么，笔者为何要在史料论研究、历史书写研究、文本考古学之外另提史料批判研究呢？这里有两点考虑。其一，如上所述，无论史料论研究、历史书写研究，还是文本考古学，都主要关注文本生成背后的撰述意图和成书背景，尤其是撰述意图，最被青睐，不少文本研究均是循此维度展开探究。案撰述意图和成书背景固然是影响文本生成的重要因素，不过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形成过程看，不少史传都是以此前各类档案、行状、诏书、表奏为基础，有些则是因袭前史旧文，因此并非所有文字都出自史家自造，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文字都渊源有自。另一方面，即便一些文字有着史家的深度参与，但考虑到古代史书编纂艰难却又不绝如缕的直书传统，毋宁认为史家多数场合也非任意行文。要之，史传上的文字，哪些是经意的记载，哪些是不经意的记载，或者说哪些是因袭前人、秉笔直书，哪些是史家有意识书写，有时恐怕不易分清。因此，史料文本的生成毋宁说乃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撰述意图和成书背景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在一些场合并非发挥主要作用。这也就意味着，探究文本生成，如果一味执着于撰述意图和成书背景，或不免有求之过深甚至误入歧途之嫌。其二，史料文本生成的其他环节，如史料来源、书写体例，同样可以构成探寻历史图景的重要线索。譬如史料来源的选择、接受与文本环境、书籍传播等密切相关，书写体例的因袭与调整则可反映文本脉络或文化氛围，二者理所应当被纳入文本生成研究的视野。事实上，从二者居于文本自身脉络、对文本生成更具决定性作用看，毋宁说二者更应被置于优先考察的位置，只有在明确史料来源、书写体例等内证的基础上，才能对诸如撰述意图、成书背景等外证展开恰如其分的论述。
基于上述考虑，故笔者坚持使用“史料批判研究”一词，并在2016年发表的文章中，将史料批判研究定义为，以批判的眼光对待史料，不将其视为天然可供信赖的文字，注重通过分析史料来源、书写体例、成书背景、撰述意图等，考察史料文本的形成过程，以此为基础，探讨影响和制约这一过程的历史图景，并揭示史料生成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希望借助这一定义，聚焦文本生成的全过程，由此更为全面准确的呈现文本生成、流动背后的历史图景。
二、史料批判研究的兴起
史料批判研究，如果追溯其历史，可以追到很早，譬如古代史家（刘知幾等）对史书曲笔的认识，即与史料批判研究的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而上世纪20-40年代以顾颉刚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对古史文献的怀疑精神，更是多具契合。当然，这种契合并不意味着史料批判研究只是向古史辨派简单回归，二者显而易见的差异包括：
其一，在考察范围上，古史辨派多将矛头对准古史系统，汉代以降历史则较少关注，如周予同即曾说“疑古派”的缺点之一就是，“他们的研究范围仅及于秦、汉以前的古史以及若干部文学著作。”史料批判研究则将目光扩展至所有时期的史传文献，考虑到古史文献本身作为史部文献的暧昧性，则这一扩展不仅仅只是考察范围的扩大，更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史书基本认识的巨大转变。在此认识下，一切史料文本都可以成为史料批判研究的检视对象，无论其为历史传说，抑或已然属于常识。得益于此，史料批判研究不仅大大拓展了“用武之地”，研究本身也获得更大意义。
其二，在研究旨趣上，古史辨派的核心仍是疑古与辨伪，故其落脚点乃在文本。顾颉刚不止一次宣称，其工作重心是历史记载而非历史本身。譬如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声明古史辨的宗旨即是“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所谓“传说的经历”，即指不同文本中的古史记载。又在1925年回复李玄伯（李宗侗）的信函中，顾颉刚也说：“我对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牠的真相而在牠的变化”，概括言之即是“不立一真，惟穷流变”。所谓“变化”、“流变”，也就是古史记载的流衍。古史辨的这一特点在时人观察中也可一览无余。譬如早在1933年，罗香林（署名“佛应”）即注意到“顾先生所辩论的，仅及于‘写的历史’，或者‘某一时代的人对于古史的观念’，并没有开展到‘古代事情’的本身。”冯友兰1937年为《古史辨》第6册所作“冯序”中也说，“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由此可见，古史辨派某种程度上已经放弃对古史史实的探求，古史记载在不同文本中的历时性流衍，不仅构成古史辨派研究的起点，甚至也是目标。史料批判研究虽然也从文本切入，历史记载的生成过程亦是分析焦点，但终点却不停留于此，正如前述定义所强调的，探讨包裹在文本生成、流动周边的历史图景，才是包括史料批判研究在内的前述文本分析诸概念的最终目标。
其三，在处理手法上，古史辨派将一切“可疑”文字都归于造伪，不免简单粗暴。事实上，顾颉刚也曾宣称关注史事，譬如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说关注古史记载在不同文本中的流衍，“不但可以理出那时人的古史观念，并且可以用了那时人的古史观念去看出它的背景——那时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潮流。这样的研究有两种用处，一是推翻伪史，二是帮助明瞭真史。”所谓“帮助明瞭真史”，即是揭示影响文本生成、流动的周边史事。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顾颉刚说得更清楚，“我的理想中的成就，只是作成一个战国、秦、汉史家；但我所自任的也不是普通的战国、秦、汉史，乃是战国、秦、汉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要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和学术中寻出他们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来。我希望真能作成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破坏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中古史”，明确以“建设真的中古史”——具体而言即思想史和学术史——为己任。不过，从具体研究实践看，顾颉刚及古史辨派建设“真史”的工作毋宁说并不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顾颉刚视“可疑”文字均为刻意造伪的结果，不着意区分有意伪造与自然积累，甚至认为从战国到秦汉有一个古史造作运动，手法极其粗暴草率。顾颉刚何以如此认识随时间不断充实的古史传说，对此学者有不同理解，或认为与激烈反传统的时代氛围相关，或认为受到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今文学家的影响，无论如何，顾颉刚简单以“造伪”定位这一进程，必然使得其所勾勒的“真史”简单颟顸且疑窦极多。与之相比，史料批判研究虽然也坚持对待文本批判、怀疑在先，但强调要以细致的文本分析为基础，综合考察史料来源、书写体例、成书背景、撰述意图等各类可能影响文本面貌的维度，力图更为准确地把握文本生成和流动的生命历程。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历史图景，自然要可靠得多。
要之，作为保守的历史学的一种新的研究理路，史料批判研究确实有一些理念在之前已可见到萌芽，不过，作为一种覆盖全部历史文献、尤其主要以历代正史为解析对象的史学潮流，史料批判研究无疑是近二十多年兴起并蔚为大观的。那么，是什么原因推动史料批判研究成为一股史学潮流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
首先，得益于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知道，在正式研究之前，对史料进行精心考辨，可以说是历史学界由来已久的传统，如梁启超即把史料处理分别为“正误”和“辨伪”。更为系统的归纳见于杜维运《史学方法论》。杜氏把对史料的处理称为“史料的考证”，分史料外部考证和史料内部考证，其中外部考证包括：1.辨伪书，2.史料产生时代的考证，3.史料产生地点的考证，4.史料著作人的考证，5.史料原形的考证；内部考证包括：1.记载人信用的确定，2.记载人能力的确定，3.记载真实程度的确定。
按照梁启超和杜维运的归纳，传统史料处理的重点在于确保史料真实可靠，以求真求实为首要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历史学家需对史料进行无微不至的内、外考证。而在这个工作之后，探讨史料的形成过程及意义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确认史料真伪的基础上，如果继续追问，史料是怎样形成的？史家为什么要这样书写？史料的性质又是什么？史料生成具有什么意义？这些，就已经进入史料批判研究的范畴。要之，对于史料批判研究而言，史料真伪并不重要（事实上，伪作更有探讨的价值），重要的是史料的形成过程，亦即史料为什么会呈现现在的样式。
其次，后现代史学对史料批判研究的兴起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般认为，后现代史学对传统历史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撰学的挑战，二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若按照王晴佳的概括，前者冲击的是如何理解历史学家工作性质和局限的“小写历史”，后者冲击的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试图解释整个人类历史演变的“大写历史”。所谓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即指研究者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底层人物、突发事件、妇女、非西方社会、性行为、精神疾病等边缘和微观历史，也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新社会史，这一点与本文主旨无关，暂且不论；而对传统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撰学的挑战，指的就是质疑和否认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客观性，视史料为文本，极端者甚至把史学等同于文学，强调史家或其他因素对历史编撰的影响。这与史料批判研究关注史料形成过程无疑是吻合的。
要之，史料批判研究既是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的延伸，同时又受到后现代史学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史料批判研究虽然兴起较晚，但并非全新研究理路，其关注对象、提问方式，均与传统文献学、史学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史料批判研究也非传统文献学、史学史在新时期的简单复制，得益于后现代史学对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纂学的深刻发覆以及文本观念的引入，史料批判研究在与既往研究保持联系的同时又能显现诸多超越，彰显传统文献学、史学史不能关照的地方。史料批判研究与传统文献学、史学史间延伸与超越的关系，使得其既能浸润最新理论思考，充分实现文本研究的意义，同时又可植根传统，尽可能贴近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生成的实态，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新理论应用于旧材料时的“水土不服”。
感谢作者授权刊登，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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